專家視點｜李海生：聚焦水生態環境突出問題，持續推進長江生態保護修復

李海生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院長，研究員

長江流域擁有全國35%的水資源量，承載了全國33%的人口，貢獻了35.4%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我國經濟所在、活力所在，經濟社會地位和生態環境價值突出。經過近20年的治理，長江流域水環境質量顯著改善。2020年，長江流域符合GB 3838—2002《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Ⅰ類~Ⅲ類標準的水質監測斷面數量占比為96.7%，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3.3%，較2015年提高14.9%；干流全線達到Ⅱ類水質；劣Ⅴ類斷面數量占比較2015年降低6.1%。然而，長江流域河湖連通性下降、濕地面積萎縮、湖泊富營養化、岸線開發強度較高等環境問題仍然突出，難以滿足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生態環境部的領導下，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聯合研究中心組織實施了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聯合研究項目?；谠擁椖?，分析長江水生態環境主要問題，剖析問題成因，提出進一步加強長江生態環境保護的對策建議，旨在持續打好長江保護修復攻堅戰，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成為我國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主戰場。

01

長江流域水生態環境問題與挑戰

1.1   資源開發利用與水生態環境保護矛盾突出

1.1.1   長江流域河流連通性下降

長江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約為1100 mm，多年平均入海徑流量為9190億m3，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為9958億m3，約占我國水資源總量的1/3；同時，長江干流從河源到河口總落差約5400 m，上游雅礱江、岷江、大渡河、嘉陵江、烏江等大的支流河流落差也達到了2000~4000 m，豐富的徑流量和巨大的落差帶來豐富的水力資源。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長江流域建成水庫5.16萬座、水電站1.94萬座，赤水河之外的472條較大支流的干流上全部建有攔河水壩。根據《2020年長江流域及西南諸河水資源公報》，2020年長江流域1761座大中型水庫的年末蓄水量達2 287.21億m3，占長江入海徑流量（大通水文站數據）的24.48%。各類水庫、水電站的建設，導致長江上游水文情勢發生顯著改變，河流自然連通性受阻，生境碎片化問題突出。

1.1.2   長江中下游湖泊濕地面積萎縮

長江中下游是我國淡水湖群分布集中的地區之一，歷史上鄱陽湖、洞庭湖、太湖、巢湖等均與長江自然連通，具有調節水量、削減洪峰、維護長江生態系統完整性的重要作用。隨著長江流域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鎮開發面積大幅增加，擠占江河湖庫生態空間，加之長江水庫群建設與工程調水、沿江節制閘建設以及圍湖開發等人類活動干擾湖泊水系水文格局，長江中下游地區湖泊面積不斷萎縮，通江湖泊數量不斷減少。2000—2010年，長江經濟帶沼澤濕地面積減少742.1 km2，湖泊面積減少220.7 km2，洞庭湖和鄱陽湖湖泊面積較20世紀50年代分別減少39.7%和43.6%，沿江湖泊中大部分失去了與長江的自然聯系，長江生態系統的完整性遭到嚴重破壞。如歷史上的通江湖泊洪湖，水利工程阻隔了洪湖與長江的自然連通，使湖水水位下降3 m以上，隨后湖區及周圍沼澤地被大規模圍墾，導致洪湖水質徘徊在Ⅳ類~Ⅴ類，水生態系統退化，水生生物多樣性降低。

1.1.3   岸線開發過度，影響長江水生態系統

河流岸線被界定為河流兩側水陸邊界范圍內的帶狀區域，是河流生態系統的重要載體。長江岸線作為產業及城鎮布局的重要載體，以及長江生態屏障和污染物入江的防線，對修復和建設長江綠色生態廊道意義重大。截至2017年，長江經濟帶干流岸線總長度達7897.7 km，其中生態敏感岸線，如水生動物、水產種質資源、重要濕地、蓄滯洪區等岸線長度達3943.2 km，占長江干流岸線總長度的49.9%。然而，長江人口密集，岸線開發利用率很高。截至2013年底，長江干線擁有生產性碼頭泊位3893個，碼頭總延長3849 km，其中萬噸級及以上泊位360個，還有大量橋梁、取水閘口、排污口等跨江和沿江基礎設施。高強度的岸線開發，對長江水生動物和種質資源保護、防洪蓄洪、飲水安全等造成較大威脅。

1.2   水污染形勢依然嚴峻

1.2.1   污染排放強度仍然較大

2016年，依托長江黃金水道，以長江流域為主體的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啟動實施，成為實施的“三大戰略”之一。長江經濟帶覆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云南、貴州11個?。ㄊ校瑓^域人口和GDP均超過全國的40%，同時也是污染物排放集中的區域之一。整體上，長江經濟帶化學需氧量（COD）、氨氮（NH4+-N）、總氮（TN）、總磷（TP）排放量已經越過庫茲涅茨曲線拐點，排放量進入下行期，但由于長江經濟帶的巨大體量，以及各?。ㄊ校┊a業結構存在明顯差異，長江經濟帶區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全國占比仍然較高。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2017年長江經濟帶區域廢水排放量為289.47億~321.22億t，占全國廢水排放量的比例穩定在43%左右〔圖1（a）〕；廢水COD、NH4+-N、TN、TP排放量分別為516.55萬~916.38萬、46.45萬~112.98萬、103.54萬~145.96萬、6.91萬~17.96萬t，分別占全國排放量的39.39%~49.32%、43.39%~48.22%、30.01%~48.81%和29.74%~49.57%〔圖1(b)~圖1(e)〕。從排放量上看，長江經濟帶區域COD、NH4+-N、TN、TP等指標均呈下降態勢，但由于單位面積污染物排放強度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長江經濟帶區域污染物排放量在全國總量中的占比仍然呈上升態勢。

圖1  長江經濟帶區域廢水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及其在全國的占比

1.2.2   水質總體好轉，但仍有提升空間

2008—2020年長江流域Ⅰ類~Ⅲ類水質占比為80.9%~96.7%，低值出現在2011年，高值出現在2020年，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劣Ⅴ類水質占比為0~5.8%，高值出現在2008年，低值出現在2020年，總體呈波動下降趨勢。2020年，長江流域有510個國控水質監測斷面，其中水質優良斷面（Ⅰ類~Ⅲ類）占比從2015年的81.8%提高到2020年的96.7%，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3.3%，較2015年提高14.9%〔（圖2(a)〕。

圖2  2008—2020年長江流域及干流國控監測斷面水質類別變化

2008—2020年長江干流水質類別演變見圖2(b)。2008年以來，長江干流Ⅰ類~Ⅲ類水質斷面占比均高于90%；2016年，由于監測斷面大幅增加，Ⅰ類~Ⅲ類水質斷面占比有所下降，為94.9%；2017—2020年，長江干流Ⅰ類~Ⅲ類水質斷面占比穩定保持在100%，2020年更是全線達到Ⅱ類水質標準，消除劣Ⅴ類水質斷面。

2016年之后，TP成為長江流域的主要污染因子，其斷面超標率在2016—2019年位列前茅?？臻g上，長江流域TP呈現上下游濃度高、中游濃度低的特點，即上游云南、貴州、四川、重慶與下游的上海、江蘇和浙江濃度較高，而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濃度較低；時間上，在“共抓大保護”方針指引下，長江經濟帶各?。ㄊ校㏕P濃度均有所下降，尤其是上游的云南、貴州、四川和重慶TP濃度下降較多，為2020年長江流域消除劣Ⅴ類水體做出了貢獻。但由于各地自然稟賦和經濟條件各不相同，除上海和重慶2020年所有國控監測斷面均達到Ⅲ類水質標準外，其余各?。ㄊ校┧|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1.2.3   面源污染問題嚴重，汛期水質惡化現象普遍

隨著長江流域污染管理、治理水平的提升，點源污染問題已得到較有效控制，但面源污染問題逐漸凸顯，汛期暴雨徑流導致的面源污染已經成為長江流域水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盡管長江源頭地區有高山融雪、冰川徑流補給，但其占比較小，長江徑流主要依靠降雨補給，受季風性氣候影響，年內徑流分配不均，夏季4個月徑流占全年徑流的比例超過50%。2020年汛期（7—9月），長江干流59個國控監測斷面中Ⅰ類~Ⅱ類水質占比分別為62.7%、72.9%和69.5%，遠低于其他月份；長江部分支流水系汛期于5月開始，導致支流斷面水質在5月開始惡化，5月、6月、7月長江256條支流的451個監測斷面中Ⅰ類~Ⅲ類（優良）水質的斷面占比分別為89.0%、84.0%和86.5%（圖3），水質下降趨勢明顯。

圖3  2020年長江流域優良水質斷面占比

1.3   水生態系統退化嚴重

1.3.1   長江流域漁業資源量下降

長江水系干支流縱橫交錯，大小湖泊星羅棋布，魚類資源豐富，主要漁業資源包括青、草、鰱、鳙“四大家魚”，以及銅魚、鳳鱭、鰻鱺、螃蟹等，出產的“四大家魚”、中華絨螯蟹等苗種品質優良，無可替代。歷史上，長江捕撈量約占全國淡水漁業產量的60%，年產量達到42.7萬t；長江干流“四大家魚”魚苗年產量可達1000億~1300億尾，長江口蟹苗歷史年產量達20.05 t。受水工閘壩阻隔、圍湖造田、水域污染以及過度捕撈等因素影響，長江漁業資源呈下降趨勢，年捕撈量從20世紀50—60年代的30萬~40萬t降至2000年左右的10萬t；長江湖北段是長江“四大家魚”魚苗的主產區，20世紀60年代年均產苗83.8億尾，20世紀80年代降至20.7億尾，20世紀90年代降至6.6億尾；2003年長江口蟹苗資源僅為15 kg，蟹苗喪失了商業價值。

1.3.2   湖泊水華問題突出

長江流域上游的滇池，中下游的鄱陽湖、洞庭湖、太湖以及巢湖對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然而，20世紀90年代之后，長江流域湖泊富營養化加劇，水華頻發，直接威脅湖泊生態服務功能的實現，進而影響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自“九五”以來，將太湖、巢湖和滇池作為治理的“三湖”，持續開展富營養化治理；2007年以來，“三湖”營養狀態指數持續下降，但湖泊水華問題依然嚴峻。以太湖為例，2007年太湖營養狀態指數為62.4，為中度富營養化；2019年已經降至54.2，達到輕度富營養化，降幅明顯。然而，與營養狀態指數表現不同，太湖湖體葉綠素a（Chla）濃度、藍藻密度以及水華暴發面積則表現為波動上升態勢。

1.3.3   長江口赤潮頻發

長江口是流域與海洋交匯區。流域人類活動排放的大量污染物通過長江徑流輸送到長江口，導致長江口及鄰近海域成為我國近岸海域水質污染較為嚴重的海域。近30年來，長江口區浮游植物群落結構不斷演變，種類組成趨向簡單，種類個體數量分布不均勻，中肋骨條藻、東海原甲藻等優勢物種在適宜環境條件下容易大量增殖，導致赤潮暴發。根據對近30年長江口及鄰近杭州灣海域赤潮暴發次數的統計，1989—2019年長江口及鄰近海域赤潮發生次數多達144次，其中部分赤潮暴發面積超過3000 km2（圖4）。

圖4  近30年長江口及鄰近海域赤潮發生次數

1.3.4   特有水生生物保護形勢嚴峻

長江是中華鱘、江豚等眾多特有水生動物的棲息地，這些特有水生動物位于長江水生生物食物鏈頂端，體型巨大，需要巨大的活動空間。由于江湖阻隔、餌料減少、捕撈誤殺、航運、環境污染等影響，特有水生動物面臨巨大的生存危機。中華鱘是一種大型溯河產卵的洄游性魚類，其歷史產卵場主要分布于長江上游和金沙江下游，1982年到葛洲壩下產卵的中華鱘繁殖群體尚有2176尾，2017—2019年已經降至20尾左右，自然產卵活動由年際間連續變成偶發。1984—1991年，長江中下游江豚數量約2700頭，2017年長江江豚種群數量約1012頭，其自然種群數量仍在下降，極度瀕危的狀況沒有改變，保護工作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1.4   水環境風險問題突出，水污染事件頻發

長江流域石化、化工、醫藥、采選礦等高風險企業眾多，據統計，全國40%的造紙、43%的合成氨、80%的磷銨、72%的印染布、40%的燒堿產能聚集在長江經濟帶區域。根據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聯合研究結果，僅39個駐點城市的風險企業數量就達11604個，其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企業數量較大，分別為1266和1144個，占比分別達14.3%和12.9%，且主要集中分布于江蘇省、湖北省和四川省。受生產和運輸“親水”屬性的影響，這些高風險企業往往在長江干流和主要河湖沿岸分布，由于流域內人口密度大，自然保護區、飲用水水源地保護區等敏感區密布，因此往往存在各類危、重污染以及高風險源與敏感風險受體交錯分布的現象，突發性環境風險問題突出。

2006—2019年長江經濟帶11省（市）累計發生突發性環境污染事件3583起，其中，較大以上的141起，占比3.9%，主要發生在云南、湖北、湖南；一般事件3442起，主要發生在上海、浙江和江蘇(圖5)。據統計，生產安全、企業排污、交通事故和自然災害是突發環境事件的主要原因。

圖5  2006—2019年長江經濟帶突發環境事件數量分布

02

長江流域水生態環境問題成因分析

2.1   城鎮化進程加快，人口集聚增加生態環境壓力

2008—2018年，長江經濟帶11?。ㄊ校┑钠骄擎偦视?7.1%提高到60.4%，形成了包括以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為代表的沿江城市群。快速城鎮化帶來人口的集聚以及土地利用格局的顯著改變，截至2018年，長江經濟帶總人口已達5.99億，占全國的42.9%，人口密度約為全國平均人口密度的1.8倍；2018年長江經濟帶建設用地面積較2000年增加了74.3%，旱地和水田面積分別減少了1.7%和7.9%，資源環境限制性約束趨緊、國土空間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

人類活動顯著改變了流域內氮、磷等營養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一方面，城市生產、生活等活動產生的大量污染物集中排放到水體，形成濱岸污染帶，造成水生態環境問題；另一方面，為滿足人口集聚帶來的巨大糧食需求，人口增長和耕地面積減少雙重壓力促使農業生產走向集約化、規?；瑸榫S持糧食高產而大量施用化肥和農藥，引起日益嚴重的農業面源污染。已有研究表明，長江流域人為氮、磷通量分別為11.8、1.8 t/(km2·a)，而成渝、長江中游和長三角城市群對人為氮、磷輸入的貢獻超過了60%，由此產生顯著的伴生生態環境風險問題。

與此同時，城鎮化高速發展帶來的新污染物風險也不可忽視，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率是影響水體微塑料豐度空間異質性的重要因素，長江流域洞庭湖和下游地區是我國抗生素排放量高值區，2013年排入水體的抗生素分別高達3440和3000 t。

2.2   國土空間管控不到位

目前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已完成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方案、“三線一單”（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編制，為區域生態環境準入和環境管理提供重要依據。但生態空間保護政策法規體系建設相對滯后，尚未統籌協調銜接好國土空間規劃及其他部門的保護發展規劃，水陸不統一，生態環保責任追究機制、監督機制還難以真正落實到位。目前，長江經濟帶劃定生態保護紅線面積54.42萬km2，占長江經濟帶區域面積的25.47%。區域內有自然保護區1098個，數量不少，但面積偏小或呈碎片化分布。由于缺乏總體保護規劃和科學、系統、規范的自然保護地管理體系，各類生態保護體系的管控與空間范圍存在重疊，保護體系不一致，導致生態空間依然存在“保護空缺”。更有一些自然保護地被人為割裂，成為“生態孤島”，破壞和影響了自然保護地整體生態功能和價值。特別是跨省域的丘陵山地、河湖水系以及各類保護地在保護管理與開發程度等方面不統一，生態空間保護修復在短期內難以形成整體“一盤棋”。

2.3   環境基礎設施仍然存在短板

長江流域上中下游區域發展極不平衡，沿江省（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仍然存在短板。2019年上海人均GDP已經超過15萬元，江蘇、浙江兩省人均GDP也超過10萬元，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長江沿岸的安徽、江西、湖南、四川、貴州、云南人均GDP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貴州和云南兩省人均GDP不足5萬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65.50%~67.63%（圖6）。近年來，安徽、江西等經濟不發達省份開始加大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圖7），但由于歷史欠賬多，環境基礎設施仍然存在較大差異。以城市污水的處理能力為例，2011—2020年上海單位面積建成區污水處理能力為0.66萬~0.82萬t/km2，若以人口統計，處于0.29萬~0.36萬t/萬人，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江蘇和浙江也達到較高水平，但沿江的江西、貴州、云南等經濟不發達省份城市污水處理能力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圖8）。

圖  6  2011—2019年長江經濟帶各?。ㄊ校┘叭珖司鵊DP

圖  7  2011—2019年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及全國單位建成區面積環境基礎設施投資

圖  8  2011—2020年長江經濟帶各?。ㄊ校┘叭珖鞘形鬯幚砟芰?/p>

2.4   生態環境治理協調性仍然較差

2018年3月1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對原環境保護部的全部職責和水利部、原農業部等其他6部委涉及環境治污領域的職責進行整合，組建生態環境部，初步統一了分散在各部委的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職責。然而，生態環境的系統性、整體性和關聯要素的多元性，決定了生態環境治理必然涉及多區域、多部門、多主體統籌協調。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是一項典型的系統工程，涉及的自然要素包括山、河流、湖泊、森林、濕地、礦產等，也包括農田、城市、鄉村等社會經濟組成要素。目前，盡管不同地區在生態環境治理方面均付出一系列努力，但跨部門、跨區域聯動協調仍然存在機制失靈或效率低下的問題，生態環境、水利、農業農村、交通、能源、安監、海事等多個部門均涉及長江的管理，不同部門基于工作目標和職能定位的差異，出現“各管一段”、多頭治理的困境，沿江省市在水資源開發利用、生態補償等方面矛盾突出。

此外，多元共治、公眾參與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尚未建立，傳統的政府“包打天下”的模式未有根本改變。生態環境是普惠的民生福祉，加強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固然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內容，但也是全社會的責任。長江流域發展不平衡、水生態系統退化問題突出，歷史欠賬多，生態保護修復任務艱巨、涉及領域多，亟需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然而現有治理體系中，政府、企業、公眾職責定位尚未完全厘清，環境產權、生態環境價值、生態補償機制等制度建設尚不健全，科研供給與實際需求存在脫節，科技成果轉化路徑單一等問題，也是制約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的短板問題。

2.5   氣候變化帶來新挑戰

隨著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顯著增加，氣候變暖。受其影響，長江流域的氣溫明顯升高，20世紀90年代氣溫相比1961—1990年平均升高0.33 ℃，而2001—2005年的氣溫平均升高0.71 ℃。氣候模型模擬預計，未來50年，長江流域地面氣溫將升高1.5~2.0 ℃，對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帶來新挑戰。

首先，氣溫升高會導致長江源區冰川的退化以及凍土的消融，降低三江源的生態屏障作用。青藏高原獨有的熱力和動力作用，對氣候變化極為敏感；氣溫的升高，伴隨著降水和蒸散發強度的改變，高原湖泊和濕地的水源補給減少。這些變化對三江源區的氣象條件、水文循環和生態過程產生顯著影響。源區氣候、生態環境和水資源狀況的變化不但影響西部的生態環境，也深刻影響整個流域的水資源安全、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其次，氣候變暖導致強降水事件和干旱事件呈現頻率提高和強度增加的趨勢，導致森林、草地和濕地等重要生態系統發生退化，進而限制其水源涵養、防風固沙、生物多樣性維系等生態功能。

03

長江流域水生態環境保護對策

3.1   強化國土空間管控，落實“三線一單”

長江流域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資源過度開發、開發不當和粗放利用導致生態系統功能下降的問題。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按照資源、環境承載力合理配置國土開發空間格局，建設生態保護的空間支撐，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一是編制統一的流域尺度國土空間規劃，構建差別化自然生態空間用途管制規則，根據不同區域資源、環境承載力的差異制定相應的發展政策與生態環境管控措施，構建協調、可持續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以主體功能區為基礎，銜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統籌土地利用、城市建業、產業發展等各類空間規劃，推進“多規合一”實現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合理布局；二是嚴格落實“三線一單”，確保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敏感區、生態脆弱區、禁止開發區等基本生態保護紅線，科學劃定城鎮開發邊界，明確人口集聚、產業發展、區域開發、岸線利用等方面管控要求，確保規模不超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三是統籌考慮區域地形地貌、水文結構、植被覆蓋、氣象等因素，合理確定城市群、城市之間的生態安全距離，合理優化城鎮生態功能布局，拓展森林、湖泊、濕地等綠色空間。

3.2   補齊基礎設施短板，深化污染防治

生態環境基礎設施為生產生活提供重要的基礎支撐和服務。補齊基礎設施短板，不僅是解決長江流域水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關鍵手段，也是夯實城市綠色發展的硬件基礎，推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長江經濟帶由于人口集聚、經濟發展速度快，許多城市的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標準和預留前瞻性不足，導致污水收集管網、污水處理設施、垃圾收集處理設施等環境基礎設施存在短板。為保障長江流域生態環境安全，首先建議對長江流域尤其是沿江?。ㄊ校┏擎偹廴局卫碓O施運行狀況進行摸底排查，開展污水管網系統收集和污水處理廠處理效果評估，建立水環境治理設施問題清單；其次，根據環境基礎設施問題清單，結合長江流域水環境容量，系統謀劃，制定環境基礎設施升級改造計劃；第三，多渠道爭取資金，逐步補齊環境基礎設施短板。

3.3   推進“三水”統籌，持續開展生態修復

以長江流域河湖為統領，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為有機整體，統籌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三水”），干支流、左右岸、上中下游，持續推進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提升長江流域生態系統穩定性，恢復生態系統功能。其中源頭區，以預防保護、自然恢復為主，通過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措施，逐步恢復長江流域源頭區的水源涵養、水土保持功能；上游地區，通過加強水庫生態調度，開展水庫生境重建，減少筑壩攔河對河流生態系統的影響；中游地區，以保護恢復為主，通過加強洞庭湖、鄱陽湖與漢江上中游地區水土流失治理與生態恢復，協調江湖聯通關系，保護水生生態系統，維護生物多樣性；下游地區，以污染防控和治理修復為主，通過推進生活污水深度處理、加強岸線生態修復、恢復緩沖帶等措施，“污染控源、生態擴容”兩手發力，協同推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

3.4   加強政策協同，推進多元共治

政府、市場、社會多方協同推進，是實現長江流域生態環境好轉關鍵所在和必然路徑。首先，需要深入貫徹《長江保護法》，建立長江流域協調機制，統一指導、統籌協調長江保護工作，制定跨地區、跨部門的統一規劃，建立科學合理的績效評估考核制度，將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納入地方政府考核，用機制統籌、約束、激勵全流域不同區域聯合開展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其次，正視長江流域不同區域的現實差異，在“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下，采用差異化區域環境治理目標管理，同時建立跨省的生態補償機制，循序漸進地降低區域間環境協同治理差異。此外，需要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和公眾參與、市場運作的長江流域生態環境協同保護修復治理體系，鼓勵社會資本參與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工作，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暢通社會多元資本參與和獲益渠道。

3.5   加強制度創新，提升科技支撐能力

科技創新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實現長江流域綠色發展的基本動力。由于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是一項典型的多目標、多要素、跨區域、多介質的系統性工作，遵循客觀規律，依靠科技創新，切實提高生態環境保護修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科學性，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確保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取得實效。首先，需要完善“1+X”科研組織實施機制，繼續探索和實踐新型舉國體制，聚焦長江流域重大突出生態環境問題，統籌協調科技創新資源，推進聯合攻關，為長江流域生態環境管理、污染防治、監督執法、保護修復等提供科學的支撐；其次，持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進科研管理“放管服”，擴大科技人員自主權，營造良好研究氛圍，激發創新活力；第三，建立生態環境數據開放共享機制，通過整合科研院所、高校以及生態環境領域實驗室、野外觀測臺站等科技資源，建立開放、共享的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大平臺，推動協同創新。此外，需要圍繞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的迫切需求，進一步完善科技幫扶機制，推動科學普及，加快推動科技成果轉化。